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没有得到真正平息。今年以来，随着国际评级机构频繁下调欧美主要国家的政府债务评级，这场源于私人部门的次级债危机正在演变成影响更为深远的主权债务危机。可以相信，由于很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解决，欧美国家的货币与金融动荡，以及高失业、低增长的经济低迷态势将会维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事实上，这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提出了很多新课题，其中一些可能正在挑战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普遍接受甚至视为正统的观点、理论和政策实践。在诸多新课题中，以下几个或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努力寻找答案。

第一，金融发展是否存在一个适当的“度”？经典的理论阐述和大量的实证研究显示，金融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同时，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讲，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这场美国金融危机似乎告诉我们，金融发展可能存在一个度，其过度的发展和扩张，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过度发展对于经济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实际上，金融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便利资源配置和管理风险的同时，也有可能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和创造出更大的风险。因此，如何适度发挥金融的作用，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第二，如何反思金融自由化的得失？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始于欧美各国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不断兴起，很多国家相继放松利率管制、废除经纪公司的佣金管制、取消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之间业务交叉限制、放宽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等等。这些措施在大大推动所在国家乃至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强化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竞争提高了金融部门的服务效率，但利润空间的收缩也使很多机构走上了过度冒险之途，从而成为金融危机的微观经济根源。危机之后，加强金融监管已经成为很多经济学家的共识，而这意味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将出现某种程度的放慢甚至逆转。如何在反思金融自由化的基础上，探寻金融自由和金融监管的新平衡，无疑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课题。

第三，如何正确看待金融全球化的作用？在过去30年里，金融全球化空前发展，各类机构投资者的跨境组合投资大量增加，资本流动在国际间的流动性显著提升。投资者不仅大量购买欧美国家的有价证券，而且频繁地出入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信贷和证券市场。从理论上讲，金融全球化有助于一国的跨期均衡，即通过对外借债可以预支未来的本国储蓄，从而提高本期的增长和就业水平。但在现实中，金融全球化也有可能便利一国过度对外负债，延缓必要的国际收支调整。美国这场金融危机虽然有很多原因，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过度对外举债（维持经常项目赤字）的结果。此外，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在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屡屡制造“泡沫生成-破灭”（boom-burst）的周期，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可以认为，全面认识金融全球化的作用，充分利用其积极影响而规避起风险，对金融全球化进行必要的治理和监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四，如何建立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相关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这次金融危机具有深刻的制度根源。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包含着难以克服的“特里芬难题”，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源泉之一。同时，这个体系也赋予了美联储无限制发行货币甚至滥用货币政策的巨大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是危机爆发的制度性根源。可以认为，彻底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将从根本上减缓乃至消除国际金融动荡。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政治意愿，这项改革必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过渡时期，需要着力探索如何建立有效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新机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确立和强化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约束。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有着突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五，这场危机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应该从中获取怎么的教训和启示？由于面临诸多结构性问题，同时也由于加强金融监管和稳固中期财政状况的需要，欧美国家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年里料难出现明显起色。可以相信，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将会持续处于比较严峻的状态，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会再次面临严重挑战。同时，超过经济增长合理需要的资本流入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并对宏观经济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然而，对中国来说，这些冲击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特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积极推动更多依靠内需的增长模式的实现。为此，有很多政策性议题值得深入探讨，譬如，如何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以促进内外经济均衡的同时实现？如何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恰当的组合，以有效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如何应对国际资本的过度流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在应付短期宏观经济冲击的同时，中国也需要继续通过有序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增长。在金融领域，下一步的市场化改革焦点将包括进一步放宽利率管制，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和发展；有序降低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门槛，允许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部门；继续扩大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通过有序竞争，提高金融部门的服务效率；加强小额贷款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培育和发展；继续渐进地放宽资本跨境流动的限制，逐步为人民币的国际化积累条件等。所有这些面向市场的改革，对于中国形成一个高效的金融服务部门至关重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给予有序推进。

值得指出的是，从总体上讲，与美国的过度金融自由化不同，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金融深化不够，金融市场发育不够充分，金融在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不足，所以面向市场的金融改革无疑非常必要。尽管如此，美国金融危机给我们也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教训和启示。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是，应该避免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出现过度竞争和过度冒险，通过必要的金融监管使得竞争和冒险处于合理的边界之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面对后危机时代金融领域所面临的各种新课题，我们需要怎样的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回顾历史，我们注意到，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伴随着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开始了对西方现代经济和金融学的学习、引进和运用。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学者们对于供给、需求、竞争、垄断、均衡和波动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有了全面系统的认识，对于市场失灵、监管和政府干预的意义这类富有争议的问题也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在此过程中，不少学者也在应用层面进行了有益的开拓和创新。

应该说，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和问题，西方现代经济和金融理论仍然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重要的应用价值。我国金融学界的泰斗黄达先生曾经多次提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学科的发展基本是一个引进和学习西方理论的过程，今后还需要继续引进和学习。可以相信，继续传承和学习现代经济和金融理论中的科学方法，是我们应对现实中各种政策挑战的重要分析工具。当然，我们也需要创新。这场金融危机给了各国从事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的人们一个极好的案例学习和理论创新机会。对于中国的经济学者来说，除了通过运用已有的各种理论对现实问题进行应用性研究外，还应该争取对理论本身进行原创性研究。事实上，在发达国家金融动荡和经济低迷的环境下，中国经济依然能够保持稳步的高速增长，这件事本身就已经给了学者们创新的土壤和灵感。